虽然历史记载，西周初期出现了“成康之治”的鼎盛期，但是实际上并不太平，戎狄蛮夷交侵。周人之所以对他们蔑称还与之有战事，无非是在周人的“自我中心”及狭隘民族观之下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以及争夺生存空间导致的冲突。
（见周朝与邻居——戎狄蛮夷的爱恨情仇）而南蛮楚国与姬周也有矛盾，而且还另有原因。
传世文献中，楚先祖可追溯至五帝时的祝融族，商朝中期时受到商王室的打击，商末时楚国几乎与姬周同时建国（见悲催的楚人在商朝末期被商、周联手赶到了南方），周、楚两族的族长周文王与鬻熊往来密切：《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楚武王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史记·楚世家》称“鬻熊子事文王”；先周遗址周原甲骨卜辞有“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楚白（伯）乞（迄）今秋来即于王其则”等，“楚子”“楚伯”可能就是鬻熊。周初时，楚人接待了从宗周逃难的周公（见周公当政七年后还政成王：不得不说的权斗内幕）。周成王承认了楚人的政权并以之作为周王朝的伙伴（见为何要考编制：成、康“并建母弟”与周朝第三次分封）。西周早期“生史簋”铭文载“召伯令生史使于楚，伯赐宾（或赏）”，一说“伯赐宾”指召伯将楚君赠送使节之礼物赐给生史，二说是邵伯赏赐了生史。总之，西周早期很可能是成、康在位时派使臣沟通楚国。“荆子鼎”铭文称“荆子蔑历”，“王赏多邦伯，荆子丽”，有学者认为“荆子”即“楚子”即熊绎。如果所说属实的话，可证成（康）王时周、楚互相往来聘问，说明关系不错。如此楚国加入了周天子、周礼这个联合国体系，周天子所谓王土也南延且有一方诸侯坐镇。然而数十年之后，两国便兵戎相见，而且整个周朝时期，楚国都不服从周王室。史书记载周康王儿子在位时南征甚至丧命于楚；周夷王时楚人开始撇开周王自称为王，周厉王时因畏惧才去掉王号；周宣王时多次伐楚；东周时期楚人再度称王，还扬言去洛阳观看周鼎——即炫耀能耐。据称，湖北等地把不服、不服气等说成“不服周”就是因此。
友谊的小船怎么说翻就翻？楚人为何对周王朝不满？
这可能来源于三方面。
一是楚人被迫南迁。
按《史记·周本纪》，周成王分封楚国时，“封以子男之田，姓琇（即芈，金文作嬭）氏，居丹阳”。汉代以来便以丹阳为楚国最早的都城，然而后人考察丹阳地望，产生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枝江市（宜昌市的县级市）、丹水和淅水交汇处的今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丹江口市，后又有今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等多种说法。“当涂说”最不靠谱，最早被抛弃；“秭归说”也逐渐被否定；目前最主要的、争议最大是各有文献及考古证据支撑“南系”——“枝江说”和“北系”——“丹淅（淅川）说”以及“中系”——“南漳说”，但是三说也各有欠缺，无法定论。石泉《楚都丹阳地位新探》又提出熊绎的丹阳在丹水源头处今陕西省商洛市区的“商洛说”，因此该地区有很多以名作荆、楚的山、川；随后由丹水南下至今丹江水库附近即淅川，但是具体时间不明，至少周夷王之前，或是周昭王南伐之时。
实际上，并非熊绎才居丹阳，《世本》说“鬻熊居丹阳”，也即熊绎的太爷爷就已经居住在丹阳了。此说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在说熊绎的楚都时，不能忽视其先祖的旧居地。鬻熊作为一个楚族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一定有一定的势力范围和政治中心。《世本》说他“居丹阳”是因熊绎建都于丹阳而追溯其祖也居丹阳，还是他本居丹阳？鬻熊和熊绎在同一个丹阳吗？
其实“丹阳”最初的意思的“丹水之阳（水北为阳）”，丹江北岸都可以称作丹阳，所以楚人不论在哪主要是在丹江北都可叫丹阳。甚至离开丹江，新地也可叫丹阳，比如后世的“郢”，楚人迁都后新都都叫郢，外国也有这种习惯，欧洲人跑到美洲后给新地取名为：新约克（NewYork，今译纽约）、新奥尔良（NewOrleans）、新泽西(NewJersey)、新罕布什尔(NewHampshire)、新英格兰(NewEngland)等。
很可能鬻熊的丹阳和熊绎的丹阳不同，也即鬻熊以来熊丽、熊狂与熊绎的楚都不同。
这一点，出土文献清华简《楚居》可证：季连后期迁“京宗”；到穴酓（鬻熊）时“迟徙于京宗”；“至熊狂亦居京宗”；“至熊绎与屈紃，使鄀嗌卜卜徙于夷屯”，反映出鬻熊、熊丽、熊狂及熊绎四代都在一地，而熊绎后来迁都了。
《左传·昭公十二年》又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墨子·非攻下》说“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即开发睢山一带。无独有偶，出土文献长沙马王堆西汉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载“楚将不出雎、章”，河南省新蔡葛陵故城楚墓竹简载楚人追述“昔我先……宅兹雎、章”。《左传·哀公六年》记楚昭王说“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沮漳，楚之望也”，望是一种祭祀方式，《尚书·尧典》载“望于山川”，即祭祀山川，这句话表明楚族龙兴之地在“江汉沮漳”。都认为楚人曾在雎、章一带创业。
暂不论熊绎的丹阳是在丹淅、南漳还是枝江，先看商末周初时熊绎受周成王分封前的楚国都城在哪。
分析以上资料，最重要的信息有：（1）《楚居》认为鬻熊、熊丽、熊狂都在京宗，熊绎徙夷屯；（2）鬻熊、熊绎都居丹阳，当然他们中间的两代熊丽、熊狂也当居丹阳；（3）楚人最初的活动范围的地理信息包含荆山、长江、汉江以及名为沮（雎）、漳（章）的山或川等地方。
实际上，（3）是一个整体概念，反映的是楚人艰苦奋斗后打下的一个稳定的根据地。所以，最主要的是京宗与夷屯也即两个丹阳的区别。
京宗与夷屯也即两个丹阳当是相距很远，楚人在熊绎受封以前应该很接近宗周、中原：
不论是文献记载还是周原甲骨卜辞关于商末楚、周的往来事迹，都说明鬻熊与周文王往来密切。西周初期周成王怀疑周公，周公害怕被杀，逃到楚。当时的楚地距离宗周、成周不会太近，但也不会太远：因为太近的话成王就会派出数百轻兵足够追杀。（而且楚人当时势力还算强，因为他们当时还不完全属于周，如果势力小的话保护不了周公。）而周公年纪大了，跑太远可能死到南路，而且他还想着大侄子能回心转意接他回去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呢，肯定不会跑远。
古代交通不便，从商末、周初楚、周的交往来说，那时的楚距离姬周的中心岐丰即今陕西省西安市应不远，否则两族不可能往来密切。所以，楚人在商末周初的中心应该尚且靠近中原，或许就是商洛，最远不过淅川。
而据《左传·昭公十二年》楚人追忆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辟不论解释为躲避还是偏僻，都有愤恨的意味，张正明《楚都辨》说“带着抱怨甚至诉苦的口吻”。这说明，熊绎迫于某种压力离开故地、向外围远迁。应当是夷屯、熊绎新的丹阳或荆山距离京宗、旧丹阳会有相当距离，不然也不会沉痛于熊绎“筚路蓝缕，以处草莽”的创业艰辛，及《楚居》所载宗庙建成后连祭祀的牛都没有结果偷人家的牛为牺牲的“鄀国盗牛”丑事。
总之，无论传统文献中丹阳地望在何处，结合“卜徙夷屯”、“辟在荆山”等各种因素，都说明熊绎重建楚国时迁都了；至于丹阳的地望，无论哪种说法，都比较靠南，所以是南迁！很多学者都认同楚人迁都，或认为从顺着丹江南下由商洛迁至丹淅，或认为从丹淅徙至南漳，可能也可能由丹淅迁至枝江，新的都城依然名为丹阳。
熊绎迫于何种压力南迁呢？
（1）被周成王摆了一道
如果认为丹阳即夷屯，那就是熊绎受封时迁都的，可能因为楚族加入姬周同盟圈时被成王摆了一道。
《楚世家》载周成王“封以子男之田”、“乃以子男田令（熊绎）居楚”。但是，（1）周分封楚，实际是对楚国的法统再确认，即吸收进“联合国”；（2）周朝（至少周初）根本不存在所谓“五等爵”制，《孟子·万章下》《礼记·王制》等所载子、男之田五十里，实际上是周人限制“异族”发展的策略，即只有我姬周宗室诸侯国才可以有通都大邑，你们“异族”方国，只配或者只允许你五十里，不可以过度发展以坐大（见周朝的封建制及爵位制不是书中记载及你想象的那样）。其实这是一桩对楚国更有利的买卖，抱住姬周王朝的大腿，能和平与姬周各国做生意，互相交流学习，融入大趋势，享受强大姬周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溢出效应”。但是对周来说未必，周人可能因此而显示仁德，或者名义上成为天下之主，但是周人不差楚族这个诸侯，或许也能趁势灭其国。而且作为与姬周几乎同时兴起的一大部族，姬周对楚人在卧榻之侧鼾睡很不放心。
所以，姬周“分封”熊绎即把楚人加入周王朝的“联合国”并不是没有条件的。楚人要加入周王朝“体制”，那么必须要服从姬周的安排，投大哥除了要交保护费——定期朝、贡，而且还要纳投名状！
所以，双方互相妥协：姬周承认楚为大周“联合国”的成员国，即周人承认楚人政权的存在，楚人尊周为宗主。而楚人接受姬周统治的现实，不能产生威胁，还要迁都到更南的地方，把商洛或淅川一带让出来，也不能过度发展，减轻姬周在南路的压力，还要作为王土的南端，威慑其他异族——这就是楚人纳的投名状！
（2）后来受到不公待遇
当然丹阳与夷屯也许不可画等号，也可能是后来成王或康王时受到不公平对待，熊绎一怒之下迁走了。
总之，在周成王承认楚国、允许其加入姬周“联合国”时或其后，楚人南迁了，但一定不是自愿而是被逼无奈。
二是周成王时受到鄙视。
对于刚刚受到分封的熊绎应该说，楚国虽然做出了让步，但是与南迁相比是划算的，所以获得周天子体制还是比较激动的，就像是一个家本在市区的孩子，虽然考到了距离市区百公里外的县城公务员或者编制——总算是进体制内了呀。
数年后，周成王一声令下要会盟诸侯。熊绎异常兴奋，终于可以到京都去了，终于可以再见中原的繁华了，因此不顾贫穷，不顾路程遥远，率领一群人架着装满桃弧、棘矢、包茅的车，千里迢迢去了大西周。
《国语·晋语八》称“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结果熊绎到了那里，周成王认为楚人是蛮夷，没有会盟资格，不让他以诸侯国君的身份参加正式会议，估计又认为其先祖祝融是火正，就让他与鲜卑一起“火寮”，就是举行会盟时负责篝火。
可能熊绎也不含糊，满口答应了。
现代火电厂是是一套自动化系统，提前设定的程序会自动添煤，有异常情况会发出警报，甚至能自动处理。负责这一块的工作人员只要悠闲的喝喝茶看着系统运行即可，而电厂工资很高又多是另外羡慕的大企业，你羡慕他们时，这些工作人员一边傲娇一边自嘲说“哪有，我就是烧锅炉的”。
熊绎估计有这种心理，既有失落感，又有优越感，毕竟对底层人来说能够“烧锅炉”服侍上封也是一种荣耀，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而且周天子让熊绎守火，或许是因为先祖祝融是火正，祖上传下来的手艺，所以做火寮也没什么。
后来诸侯正式会盟，其他君主都是主角，和周天子互相敬礼，而熊绎却只能端酒、倒水、烧火——竟然不能参与盟会。
熊绎觉得不对劲，有些失落。而且时代不同了啊，当年守火是光荣的职业，现在人们用火已经常态化，再守火真是烧锅炉的了。
我是来干啥的？熊绎内心隐隐升起来了悲痛：不对啊，咱是代表一个国来参加会盟，怎么成了“服务人员”，让我烧锅炉了？
但是熊绎不敢表现出不满，依然认真负责，锅炉烧的很好。成王一高兴，哈哈，那你以后就继续烧下去吧。
三是周康王的继续漠视。
《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对其令尹子革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史记·楚世家》解释为“齐、晋、鲁、卫，其封皆受宝器，我独不”，意思是，周康王即位后，姜太公传人、齐国第二任君主吕伋，卫康叔儿子、卫国第二代君主王孙牟（《史记·卫康叔世家》称“康伯”《世本》载“康伯名髡”），晋国君主燮以及鲁国君主伯禽与楚熊绎一起服侍周康王，但是后来，周康王赏赐了四人国宝重器，唯独没有给熊绎。
子革对楚灵王解释说“齐国女儿嫁给周天子，是周天子的舅父；晋、鲁、卫都是周王室的宗族子弟。而我们楚国与周天子有什么密切关系呢？所以，他们四人受到周康王的特殊对待而没有分给楚国宝器，又有什么不可的呢？”子革的解释已经很令人释怀了，人家鲁、卫、晋是周天子同宗，还没出五服呢，而齐是大功臣又有联姻，而楚国跟周天子关系比较疏远。
但是楚灵王对周王室的不满并非一日形成的，很可能那时熊绎感觉一万点暴击，想进却进不了圈子的挫败感悠然而来，又想起来当年烧锅炉的事了（康王也有“丰宫之朝”，可能举办那次大会时，熊绎也免不了烧锅炉），内心失衡了，“去TMD锅炉”“去TMD的国宝重器”“去TMD的周天子”，内心不平，开始憎恨周国和周天子，以至于流传下去，楚国历代各君都对此事念念不忘。
所以，三件事：（1）成王逼迫熊绎南迁，（2）成王岐阳之蒐让人家一国之君烧锅炉，（3）康王赏赐一同服侍他的诸侯国君财物唯把熊绎落下啦，使得楚国心灰意冷——融不进的圈子不强融，开始疏远周王朝。
很可能自熊绎后期也即周康王后期，因熊绎愤恨开始不进贡不朝见，甚至屡屡与姬周作对，拉开了“不服周”的大幕，甚至导致后来康王之子周昭王的征伐。
当然，抛开历史表面化的记载，楚、周矛盾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楚在江南要独立发展，而周人希望楚人听话，甚至将其收入麾下，但又要抑制其发展，而楚人不希望姬周及其在江南的诸姬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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