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
建安十六年()刘备入蜀,之后反客为主,鸠占鹊巢,此一节人所共知。
关于刘备入蜀始末,诸书记载详尽。本文主旨,在于论述刘备入蜀之初,川中各派系间的态度差异。
刘备入川,是以“抵御张鲁”为借口;但实际远在刘备之前,刘璋就曾先后联络曹操与马超作为外援。
至于命运的天平最终倒向刘备,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作用。
刘璋政权可以分为两大派系,其一是益州系,其二是东州系。
从可见的史料记载看,东州系与刘备暗通款曲;益州系则更倾向于维护刘璋。当然,张松为代表的少数益州豪强,亦充当了刘备的内应。
需要注意的是,张松叛变的行为,虽然与东州人接近,其内在逻辑却并不相同。往深一些说,张松本人的行为逻辑,其实与黄权、王商等益州士人十分相似,这与刘璋的“统治方式”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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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璋的外援
刘备入川之前,刘璋就曾先后联络过曹操、马超两大军阀,充当军事外援。
蜀中地势险要封闭,其威胁主要来自巴中与汉中。彼时的汉中郡与巴西郡,均被张鲁控制。
张鲁是刘焉旧将,与刘璋有血仇,因此交恶。由于刘璋本人“暗弱”,张鲁遂“雄踞巴汉”。
张鲁以(刘)璋暗懦,不复承顺。璋怒,杀鲁母及弟……鲁因袭取之,遂雄于巴汉。--《后汉书刘焉传》
在此背景下,刘璋便援引第三方力量,进行武装干预。曹操与马超,先后充当了这个角色。
(1)曹操
自中平五年()刘焉入蜀之后,便遣张鲁入驻汉中,“断绝道路,杀害汉使”。因此益州全境,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刘)焉遣(张)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蜀书刘焉传》
建安十三年(),曹操统一黄河以北,刘璋因此“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变相承认了曹操的宗主地位。
(建安十三年)益州牧刘璋始受徵役,遣兵给(曹操)军。--《魏书武帝纪》
建安十三年,刘璋始受汉廷征役随后,刘璋多次遣使向曹操“通好”,但这个局面在建安十六年()发生变化。
是年(),曹操托言“欲征汉中”,结果引爆了关中诸将的猜疑,盘踞雍凉地区的十部酋帅(韩遂、马超为首),担心曹操假道伐虢,遂大举叛乱。
(建安十六年)关中诸将疑(钟)繇欲自袭,马超遂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叛。--《魏书武帝纪》
曹操忙于赴关中平叛,不可能同时兼顾巴蜀地区,因此刘璋转而寻求其余帮手。
建安十六年(),因此成为刘备入川的同年。
(2)马超
马超之父马腾,在兴平元年()曾经联络在长安为人质的刘焉诸子,谋杀李傕。可见刘焉与马腾,确有故交。
时征西将军马腾屯郿而反,(刘)焉及(刘)范与(马)腾通谋,引兵袭长安。--《蜀书刘焉传》
时(刘)焉子(刘)范为左中郎将,(刘)诞治书御史,(刘)璋为奉车都尉,皆从献帝在长安。--《蜀书刘焉传》
在此背景下,刘璋亦曾动过招募马超的心思。
但彼时州吏王商表示“益州富饶,马超觊觎已久”,不宜招募。刘璋思量再三,遂作罢。
(马)腾子(马)超复与(刘)璋相闻,有连蜀之意。(王)商谓(刘)璋曰:“(马)超勇而不仁,见得不思义,不可以为唇齿。今之益部,士美民丰,宝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倾覆,(马)超等所以西望也。”--《益州耆旧传》
建安十六年()曹操与马超大战于关中,曹、马双方均无法再充当刘璋的帮手。
因此,远在荆南的刘备,之所以能够成为刘璋的最终选择,其实与彼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有关。
②东州集团的态度
东州集团,充当了刘备入川的先锋角色。
“东州士”是一个存在于益州的特殊集团。
按《英雄记》与《华阳国志》描述,东州集团主要由三辅人(关中人)与南阳人构成。
三辅即冯翊、扶风、京兆三郡,在故司隶校尉部西侧、雍州腹地。长安即隶属京兆。荆州南阳,则通过武关,与关中地区相连。
由于初平(-)、兴平(-)年间的战乱与饥荒,大量三辅人与南阳人逃入益州避难,被刘焉纳入麾下。
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刘焉)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英雄记》
在刘焉统治期间(-),“东州集团”充当了镇压益州豪强的工具,它与东吴的“淮泗集团”,蜀汉的“荆楚集团”,在本质上毫无差别。
(刘)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遣张鲁断北道。枉诛(益州)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权等十馀人以立威刑。--《华阳国志刘二牧志》
刘焉死后(),原定继承人刘瑁被废,刘璋因为“温和暗弱”而被益州大族矫命拥立,因此他在心理上更倾向于益州豪族,东州集团遂失宠。
(益)州大吏赵韪等贪(刘)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蜀书刘璋传》
益州大吏拥立刘璋刘璋继位同年(),东州系统便发生叛乱,甘宁、沈弥、娄发等将领亡入荆州,归刘表。
(刘)焉死,子璋代为刺史。荆州别驾刘阖,(刘)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刘)璋。--《英雄记》
按陈寿《吴志》,甘宁籍贯益州巴郡;按韦曜《吴书》,甘宁本籍荆州南阳,因此可以视作东州集团的人物。
(甘)宁本南阳人,其先客于巴郡。--韦曜《吴书》
建安五年()益州大族赵韪叛乱时,东州集团因为“畏惧被诛”才拼死力战,可见他们与刘璋之间,已经严重貌合神离。
蜀郡、广汉、犍为皆应(赵)韪。(刘)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刘)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英雄记》
在此背景下,终于酝酿出了法正、张松联手“引狼入室,出卖西川”的惨剧。
张松是益州人当中的特例,他的问题下文会详细谈到。这里主要说一说法正为代表的东州人。
(1)法正、孟达
法正与孟达出身扶风,即三辅地区。他们在建安初年()入蜀,彼时刘焉已死,因此二人均不受重用,郁郁不得志,怀恨在心。
建安初,天下饥荒,(法)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蜀书法正传》
在此背景下,法正借“出使荆州”的机会,勾结刘备。
《蜀书》称“先主有雄略,法正密谋协规,愿共戴奉”;法正的同乡孟达,则留在江陵县(南郡郡治)充当人质。
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孟)达并领其众(指法正部曲),留屯江陵。--《蜀书刘封传》
法正、孟达意志不得,卖主求荣法正凭借才智计谋,很快得到刘备信赖,因此在后方充当“肉票儿”的孟达,也一并发迹,升任宜都太守。宜都的前任太守,是刘备心腹张飞。
先主既定江南,以(张)飞为宜都太守。--《蜀书张飞传》
蜀平后,以(孟)达为宜都太守。--《蜀书刘封传》
建安二十四年(),孟达还曾率领偏师,从秭归县北上房陵(东三郡)。秭归扼守荆、益门户,非腹心之臣不可胜任。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命(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蜀书刘封传》
至于法正,彼时已经“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成为刘备的左右手。
(2)李严
李严出身荆州南阳,在建安十三年()刘表死后才亡入川蜀。
大概是因为在益州的仕宦资历较浅,刘备入蜀时(),李严在刘璋麾下的官职不算太高,仅为成都令。
曹公入荆州时,(李)严宰秭归,遂西诣蜀,刘璋以为成都令。--《蜀书李严传》
成都县虽然是蜀郡郡治,但令、长一类的官职,权位与秩阶都十分有限。
比如曾任洛阳令的周异(周瑜之父)、与曾任许县令的满宠,在任上的存在感都低得出奇。满宠出任许令的时候,连惩罚在许县作恶的曹洪家奴,都得先向曹操请示。
(满宠)为许令。时曹洪宗室亲贵,有宾客在界,数犯法,宠收治之。洪书报宠,宠不听。洪白太祖,太祖召许主者。(满)宠知(曹操)将欲原(曹洪宾客)。--《魏书满宠传》
因此,刘备大兵一到,李严立刻率部投诚,成为了刘备麾下的又一干将。
建安十八年,(刘璋)署(李)严为护军,拒先主于绵竹。严率众降先主。--《蜀书李严传》
(3)董和、费祎
董和是荆州南郡人,费祎是荆州江夏人,也属于东州集团的成员。
在刘备与刘璋同室操戈时(-),董和时任益州太守。他长期观望,直到胜负已分,才率部投降刘备。
(刘)璋听(董和)留二年,还迁益州太守。--《蜀书董和传》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益州郡”与“益州”是两个概念,益州郡即云南郡,与真正的益州(巴中、蜀中、汉中)相距甚远,属于彼时的蛮荒地区。
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蜀书后主传》
董和最初在蜀郡做官,出任成都县令,但因为执法严苛,得罪了益州豪强。因此被贬官外放,发配边疆。
(成都)县界豪强惮(董)和严法,说(刘)璋转(董)和为巴东属国都尉。--《蜀书董和传》
董和受益州大族排斥,外放边远由此可见,东州集团与益州集团的利益冲突,在刘备入川之前,已经势同水火。
费祎是刘璋的亲家。刘璋亦出身荆州江夏,其生母即费祎族人。
费祎字文伟,江夏鄳人也。少孤,依族父(费)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刘璋之母也。--《蜀书费祎传》
费祎早年记载不多,《蜀书》称他“与汝南许叔龙、南郡董允齐名”。
会先主定蜀,(费)祎遂留益土,与汝南许叔龙、南郡董允齐名。--《蜀书费祎传》
许叔龙无传,从姓氏族望来看,应该是许靖的亲族;至于董允,则是董和的儿子。
如果考虑到许靖与董允在刘备入川时的“归降行为”,那费祎本人的政治立场,也便不难猜测。
(4)许靖
许靖是汝南人,严格意义上不应归入东州集团。
但类似汝南吕范、吕蒙被归入东吴的淮泗集团一样,“流寓人士”天然受到土著豪强的排斥,因此在立场上与心态上,侨人之间往往具备共通之处。
虽然许靖极受刘璋重用,官至蜀郡太守(郡治成都),却在刘备兵临城下时(),毅然抛弃刘璋,以六旬高龄“逾城归降”。
(建安)十九年,(刘备)进围成都,(刘)璋蜀郡太守许靖,将逾城降。--《蜀书法正传》
从此事件中不难看出,益州的“流寓士人”,在心理上对刘璋并无依恋,立场倾向上,更加功利现实。
另一方面,由于刘璋执政期间(-)对东州集团的排斥,东州士人在抛弃刘璋时,其实也没有太多心理负担。
③益州集团的态度
益州集团对刘璋颇为拥护,对刘备极端憎恨。
刘璋既然是被益州豪强矫命拥立,继位之后自然投桃报李,益州士族因此收获了丰厚的政治回报。
关于受到刘璋擢拔的益州豪强名单,《华阳国志》与《季汉辅臣赞》有大量记载,我在之前的“刘焉系列”中也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言。
本文主要谈一谈益州豪强,对刘备入蜀的态度。
仅以黄权、严颜、王累、王商、张任、李邈为例,略述一二。
(1)黄权
黄权是巴西豪族,刘备入蜀之初,他对刘璋说:“刘备有骁名,若以宾客待之,一国不容二君;若以部曲待之,又不满其心。”
(黄)权谏曰:“左将军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蜀书黄权传》
所谓“骁名”,即“枭名”,隐喻鸠占鹊巢的恶鸟。
注:枭字训诂,见方诗铭《枭雄刘备》一文。
至于“客礼待之,一国不容二君”,是在揶揄刘备在刘表麾下的“反客为主”行径。
刘备客居荆州时(-),曾大肆招募地方士族,“人多归焉”,乃至“刘表疑其心,阴御之”。
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刘)表疑其心,阴御之。--《蜀书先主传》
黄权谏曰:左将军有骁名刘璋暗弱,黄权为代表的益州豪族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但正是因为刘璋暗弱,他便不可能是刘备的对手。
因此益州豪族,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竭力反对刘备这类“枭人”成为益州的新主人。
(2)严颜、王商
严颜是巴郡太守,刘备入川之初,途经巴郡,严颜叹息痛恨,骂刘璋“独坐穷山,放虎自卫”。
刘主(即刘备)至巴郡,巴郡严颜拊心叹曰:“此所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者也!”--《华阳国志刘二牧志》
严颜所谓的“放虎自卫”,实际是呼应王商的预言。
王商是广汉人,出任治中从事(高级州吏),在刘璋欲招引马超为外援时,曾说“譬如养虎,将自遗患”。
今之益部,士美民丰,宝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倾覆,(马)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则由养虎,将自遗患矣。--《益州耆旧传》
在王商与严颜看来,马超与刘备,实乃一丘之貉,均是食人猛兽,将招致覆亡大患。历史发展也确实如此,二人一语成谶。
(3)王累、张任
张任是蜀郡人,他的事迹如雷贯耳,不必赘述。陈寿称其“有胆勇志节”,《华阳国志》称其“守节故主”。
张任,蜀郡人,家世寒门。少有胆勇,有志节,仕(益)州为从事。--《益部耆旧杂记》
其忠贞,则王皓陨身不倾,朱遵绊马必死,王累悬颈州门,张任守节故主。--《华阳国志蜀志》
王累是广汉人,为益州从事(高级州吏),为了谏阻刘璋,王累先是“倒悬州门”,又“自刎血谏”。
从事广汉王累,倒悬于州门,以死谏(刘)璋,璋一无所纳。--《华阳国志刘二牧志》
当然,王累的行为艺术,并没有阻挠刘璋引狼入室的念头,益州也由此易主。
《华阳国志》将张任、王累与旧日的王皓、朱遵并列,可见张任、王累等人对刘备的敌视情绪。
(4)李邈
李邈是广汉人,兄弟李朝、李邵均仕途畅达。
刘备入主成都后(),曾斥责李邈“何不早降”。结果李邈先是大骂刘备“不顾刘璋同宗之谊”,又说自己“欲助刘璋而力不足也”。
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刘璋)?”(李)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将杀之。--《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
刘备闻言大怒,赖诸葛亮求情,李邈得免。
讽刺的是,诸葛亮死后(),李邈又大骂诸葛亮,称他“有反叛之心,幸得早死”,恩将仇报到了这个地步。连刘禅都看不下去,将李邈处死。
(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卒,后主素服发哀三日。(李)邈上书曰:“(诸葛)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
李邈的行为,大抵可以视作益州士族对刘备集团的普遍态度,即心怀刻骨铭心的仇恨。
④张松的行为逻辑
虽然益州集团普遍拥护刘璋而憎恶刘备,但以张松为代表的极少数个例,却与东州集团串谋,阴谋颠覆刘璋政权。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点,益州大族出身的张松,在“行为”上虽然与东州士相似,但“出发点”却完全不同。
如果往深一些说,张松的行为逻辑,与黄权、张任、王累、王商等益州人倒是十分接近。
如果仔细梳理张松的叛变始末,会发现他叛变的直接原因,是在出使北国时,嫌弃曹操给的官儿小;而官职大小的对比依据,是张松的兄弟张肃。
张肃在建安十二年()出使北国时,被曹操任免为“广汉太守”;张松在建安十三年()出使北国时,仅被曹操任免为“比苏县令”。
十二年,(刘)璋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曹)公辟(张)肃为掾,拜广汉太守。十三年,仍遣肃弟(张)松为别驾诣公。公时已定荆州,追刘主,不存礼松;加表望不足,但拜越嶲比苏令。--《华阳国志刘二牧志》
广汉、蜀郡、犍为三郡地处益州腹心,号称“三蜀”;而比苏县属越嶲郡,越嶲在今云南西昌,彼时属于“南中七郡”,即蛮荒烟瘴之地。
益州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华阳国志蜀志》
两相对比,张松的愤怒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因此生出反叛之心。
张松求官不遂,憎恶曹操而交结刘备不难看出,是张松本来想效法兄长,勾结曹操;在吃了闭门羹之后,竟然不思回头,反而结交刘备。
在此逻辑之下,还有一层更深的逻辑。即张松为何敢于如此悖逆。
这是因为刘璋是被益州豪强拥立,因此他对益州豪强也就十分宽仁放纵。即诸葛亮所谓的“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结果就是“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
刘璋暗弱,自(刘)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诸葛亮答法正书》
在“君臣之道”彻底崩溃的情况下,有道德底线的,诸如张任、严颜、黄权等人,愿意继续效忠刘璋;而张松、赵韪为代表的野心家,则走上叛乱的道路。
换言之,张松的行为与东州集团虽然相似,但出发点却完全不同。
东州士属于“被打压的外州人”,改换门庭,情有可原;而张松属于“被宠坏的益州人”,勾结外藩,纯系放肆。
⑤小结
刘备入蜀,诸多势力各怀鬼胎,益州方面暗潮汹涌,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绝伦的权斗大戏。
东州集团作为刘焉的政治遗产,在刘璋继位后遭到冷遇,因此法正、孟达等人“志意不得,常窃叹息”;李严等人临阵倒戈,董和等人坐观成败,笑看刘璋灭亡。
益州集团则正好相反。在益州士人的口中,刘备是豺狼虎豹,与“狡夫”马超是同一类人物。他们甚至借机诋毁东州士,称“庞羲、李异恃功骄豪,勾结外敌”。
(张松)松复说(刘)璋曰:“今州中诸将庞羲、李异等皆恃功骄豪,欲有外意(勾结外藩诸侯),不得豫州(指刘备),则敌攻其外(指汉中张鲁),民攻其内,必败之道也。”--《蜀书刘璋传》
庞羲是司隶河南人,李异籍贯不详,但曾参与镇压赵韪之乱,当是东州集团的干将。
(赵)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英雄记》
有趣的是,庞羲最终归降刘备(见《先主传》),李异则归降东吴(见《陆逊传》)。
更为讽刺的是,彼时妖言惑众,诋毁庞、李二人的,竟是张松。然而作为益州士族代表的张松,后来也走上了卖主求荣的可耻道路。
可见刘璋那番“宠之以位、顺之宜恩”的羁縻统治,有多么失败。
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诸葛亮答法正书》
诸葛亮将刘璋的覆亡教训,总结为“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可谓精洽得当,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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