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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新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文艺学学会名誉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论与美学、古代接受诗学和文学阐释学研究、三峡文化研究等。
原文刊载于湖北省宜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北省宜昌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编《留根报告〈中国民俗志·湖北宜昌市卷〉编撰文集》，三峡电子音像出版社年版
探寻民俗志书写的新范式
——简评《中国民俗志·湖北宜昌市卷》
文
邓新华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由宜昌市文联领导和市民协组织，宜昌各县区文化工作者编撰的《中国民俗志·湖北宜昌市卷》终于在近期编写完成，这是我们宜昌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和保护工作所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作为该书的评审专家之一，几年来我曾参加过宜昌民俗志多数县卷本的评审工作，对该书从策划、组织编写到评审、修改的全过程有比较多的了解，也对从事本书编撰工作的一线的文化工作者所经历的种种艰辛有深切的理解之同情，所以在本书付梓之际，我想重点谈谈我体会最深的也是《中国民俗志·湖北宜昌市卷》最为显著的的三个特点。
严格遵循当代民俗学学科理论和学术规范，客观真实地记录和叙述宜昌各区县民俗事象，无缝隙地贴近本地民众的生活世界，是本书第一个显著的特点。
关于“民俗志”，我国现代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称之为“记录的民俗学”：“民俗是一种民众文化事象，对它的研究、不仅仅是理论考察，它的资料本身也是有价值的。这就关系到民俗志的问题，我把它叫做记录的民俗学”。钟先生还进一步将“记录民俗学”与“理论民俗学”“历史民俗学”“立场、观点论”“方法论”和“资料学”等其它五个部分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他所拟定的中国民俗学的学科结构体系。应该说，钟先生对“民俗志”的学术定位高屋建瓴、一语中的，既承袭了我国史志编撰的优良传统，又充分考虑到“民俗志”与现代民俗学学科中其它部分的内在关联，毫无疑问这应成为我们编撰民俗志的基本理论指导思想。但近年来民俗学界出现一种新观点，认为钟敬文先生将“民俗志”定位为“记录的民俗学”，仅仅将其停留在“资料之学”的层面上是不够的，还应该凸显其理论价值，即通过编撰者和研究者充满问题意识和学术追求的多样化的研究过程为民俗学提供直接面对生活的研究方式。这种观点是新形势下研究者为寻求民俗志书写模式创新所作出的一种理论探求，自有其价值和意义。但我认为并不能就因此一定要否定钟敬文先生将“民俗志”定位为“记录的民俗学”的基本观点。因为无论如何，对民众民俗生活乃至民俗文化的客观真实的记录和描述，从古至今的确是“民俗志”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否定了这个特征，“民俗志”也就不复存在了。
按照钟敬文先生对“民俗志”的学术定位，捧读《中国民俗志·湖北宜昌市卷》，我欣喜地发现，本书遵循当代民俗学学科理论和学术规范，全面系统客观真实地记录和叙述了宜昌各区县的民俗文化的全部事象，读者完全可以据此全方位地了解宜昌本地长久以来在生产交通、手工技艺、岁时节日、婚丧嫁娶、人生礼仪、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演艺禁忌、方言俚语等方面所形成的各项习俗。尤其要强调指出的是，由于本书的编撰者都是当地的基层文化工作者，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当地的民情风俗和各种民俗文化事象有着亲身的经历和切身的体验，这种“在场者”的身份，使他们比起那些仅靠走马观花似的田野调查来获取民俗文化材料的学院派的民俗研究者来，对民俗志的编撰在材料的收集、发掘、鉴别、整理乃至书写上，无疑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正因于此，编纂者们对宜昌各区县民俗文化事象的描述才会显得那么深细入微、生动鲜活、具体可感、真实可信。
准确认识和把握本地文化精神的主脉，搜集、遴选本地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事象，来彰显本地民俗文化的主要特色，是本书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文化自觉意识、文化个性和文化多样性的追求，可以说是当下国内民俗学研究的最新发展动向。反映在民俗志的编撰方面，就是探讨如何深度地彰显特定区域民俗文化的地方特性。也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国内有学者提出“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民俗志的编撰理念。这里，“标志性文化”指的是：“其一，能反映这一地方的特殊历史进程和贡献；其二，能体现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和精神气质，具有薪尽火传的生命力；其三，能深刻地联系这地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诸多文化现象。”而“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民俗志的编撰理念，则是针对传统的民俗志编写体例由于过分强调对民俗事象的分类写作而普遍存在的将作为整体的民俗生活和民俗文化硬性割裂开来的倾向而提出来的，它强调的是纷繁复杂的各种民俗事象之间的内在关联，注重的是对民俗生活和民俗文化的“整体观照”。从这个意义上看，“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民俗志的编撰理念的提出，无疑是新形势下民俗志编写模式的一种创新，对国内民俗志的编撰工作也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从实际的情况来看，由于受现有的民俗学学科规范和民俗志编撰体例的限制，《中国民俗志·湖北宜昌市卷》虽然还没有完全跳出“分类记载”的传统的民俗志的书写模式，但对于民俗事象、民俗生活和民俗文化的地方特性的认识和把握，则与国内学者提出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民俗志的编撰新理念完全吻合，本书往往通过对本地一些标志性的文化事象的多方面多角度的描述，来呈现本地民俗文化鲜明独特的个性特征。如长阳既是古代巴文化的发祥地，又是巴人后裔土家族民族自治地区。因此，该地区民众在生活居住、劳动生产、饮食服饰、婚丧嫁娶、节庆忌日、道德信仰等方面无不显露出土风土俗的民族印迹。本书《长阳卷》正是牢牢抓住土家族的民族特点、民族性格和和民族精神这一地方性民俗表现的核心，通过对“哭嫁”“跳丧”“白虎崇拜”等一系列典型的民俗事象的重点突出同时又互为关联的描述和阐释，从而整体地呈现出长阳民俗文化鲜明突出的地方性特点。又如秭归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故乡，这位历史文化名人的行踪、事迹，忠君爱国的品格和九死无悔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千百年来已深入人心，不仅敷衍出许多动人的民间传说和故事，而且对当地民风民俗的形成，对当地民众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的塑造，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书《秭归卷》正是通过对诸多有关联的民俗事象的描述来揭橥名人文化对当地民俗文化的深刻影响。此外，《当阳卷》对三国军事文化之于当地民俗文化的影响的深度描述，《远安卷》卷对嫘祖文化之于当地民俗文化影响的着重渲染等，都是通过对本地标志性的民俗文化事象的描述来彰显本地民俗文化的主要特色。
注重考察本地各类民俗事象的历史变迁及其现代形态，使民俗志在呈现历史的厚重感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本书的第三个显著特点。
现代民俗学理论告诉我们，民俗有稳定性的一面，又有变异性的一面。前者是指民俗一旦产生，就会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及生活方式长期相对地固定下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形成一定的模式并代代相传。它的许多内容逐渐内化为人们性格、心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后者则是指民俗事象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但是从国内民俗学的研究现状来看，由于当代搜集记录的民俗资料的相对匮乏，我们的民俗学研究著作大多采用的是自魏晋南北朝至明清这多年间出现的“岁时记”（如南朝的《荆楚岁时记》等）一类的古文献材料，这样一来，研究者笔下的民俗事象就成为博物馆里仅仅供人观赏的陈列物，而失去了民俗生活和民俗事象本身固有的历史感和历时感。
《中国民俗志·湖北宜昌市卷》在描述各类民俗文化事象的时候，既注意考察民俗传承的稳定性，又注重描述民俗的历史变迁及其现代形态，这就完全避免了当下国内民俗学研究所存在的上述局限。如《长阳卷》对各类民俗事象的书写开篇必述其“沿革”，尤其是对商业民俗、家（宗）族民俗、服饰民俗、人生礼仪、民间信仰和民间工艺民俗的描述，着意从长时段的视点来梳理其渊源和流变，从而使所述的民俗事象和民俗生活具有了厚重的历史感和历时感。不仅如此，《中国民俗志·湖北宜昌市卷》在特别注重考查本地民俗事象的现代形态。如《远安卷》“岁时节庆民俗”一节对传统节日春节之“守岁”习俗内容发生的新变化的具体描述，《猇亭卷》对20世纪90年代末期当地新出现的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乡规民约的大段引证，《当阳卷》对20世纪末当地流行的新的婚庆习俗的如实记载等，都使本书增添了鲜明的时代色彩。
总之，《中国民俗志·湖北宜昌市卷》不仅完美实现了按照当代民俗学学科理论和学术规范全面系统客观真实地记录和叙述宜昌各区县民俗事象以全方位反映本地民俗生活的总体目标，而且在民俗志书写方式的创新上也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为全国其他县卷本民俗志的编纂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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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北省宜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北省宜昌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编《留根报告〈中国民俗志·湖北宜昌市卷〉编撰文集》，三峡电子音像出版社年版，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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